广东公布反贪精品案例:局长强奸下属牵出24人

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虎门分局原局长黄平或许没想到,自己丢官被判刑,还引出24人职务犯罪案。25日,广东省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3年十大反贪精品案例,黄平犯四罪被判刑案入选。

黄平职务犯罪案的线索,来自他涉嫌强奸的案件。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时任虎门交通分局局长的黄平利用上下级权属关系长期威逼某女下属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后强奸一事因女下属的怀孕而爆发。

省检察院25日披露,黄平案引发出来的是一个系列职务犯罪案,共24人涉案。据查明,黄平在担任东莞市交通运输局常平分局、虎门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个人贪污和伙同韩桂平、陈伟华、邓雪峰等人共同贪污176.6万元;此外黄平还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15万元,私分虎门交通分局国有资产41.2万元。

2013年,东莞市第一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强奸罪对黄平判刑18年,以贪污罪分别判处韩桂平、陈伟华、邓雪峰有期徒刑7年、5年6个月、4年9个月。

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羊光波介绍,该系列案是近年来在东莞市交通运输系统查办的金额最大的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多,为当地历年罕见”。

羊全波介绍,广东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去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1903件2347人,这些案件呈现出几大特点,其中之一是新领域贪污犯罪增多。

“科技管理领域、社会中介行业、公共服务行业、园林绿化行业等新领域贪污贿赂犯罪不断增多。”他举例,如省检察院和广州市检察院查办的科技管理部门系列腐败案,涉及省科技厅、广州市科信局、荔湾区科信局等20余名省、市、区三级科信系统国家工作人员以及省内多家企业,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

特点

广东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903件2347人

查处厅局级干部同比增八成

2013年,广东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903件2347人,其中大案1719件,县处级以上要案159人。这些案件特点明显:

●大案要案多。大案占立案总数的90.33%,与2012年相比上升2.56%。其中,立案数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同比增加88.89%。查处厅局级干部31人,同比上升82.35%。

●窝案串案多。如广州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查办了市交委交通系统系列案19件19人、科信系统系列案25 件29 人、林业与园林系统系列案15件15人、教育系统系列案12件12人、电力系统系列案20件20人。

●发案领域和环节相对集中。查办案件中,涉及商业贿赂领域534人,主要发生在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环节;涉及工程建设领域413人,主要发生在项目审批、规划调整、招标投标等环节;涉及民生领域310人,主要发生在教育、征地拆迁、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查办的案件很多兼具以上多种涉案领域。

●新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增多。如深圳市反贪部门查处的房地产交易中虚开纳税证明、规避楼市限购政策的“3.13”专案,共立案侦查24件25人,涉案对象主要为深圳市地税工作人员及中介人员。

●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隐蔽化。从受贿主体看,既有公职人员受贿,也有其配偶、子女等近亲属及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影响力受贿。从犯罪时间看,有的在任期内为他人谋利,辞职或退休后收受好处,贿赂犯罪呈现期权化。

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

1 茂名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荫国受贿案

罗荫国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共人民币862万元、港币1318万元、美元40多万元及丰田牌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35.5万元)、房产一套(价值人民币5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人民币2565万元、港币2823万元。后被中山市中院判处死缓。

2 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受贿案

何靖单独及伙同其妻受贿约700万元,日前被省高院终审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罚。

3 深圳市医疗卫生系统“5·14”专案

深圳检察机关在该专案中共查处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院长(案发前系深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侯庆中、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刘寿桃、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原院长张德仁等医务工作人员和行贿人员共43人。侯庆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刘寿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张德仁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元。

4 连州市委原副书记罗门生受贿案

罗门生先后多次收受连州市开发补充耕地工程承包商给予的贿赂共人民币119万、港币20万元,被韶关市中院判刑5年。

5 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局长、政委蔡彬受贿系列案

“房叔”蔡彬先后利用任职便利,多次收受他人以现金和超出股本分红方式贿送的财物约合人民币275万元,被以受贿罪判刑11年6个月。

6 广州市民政系统贪腐窝案

2012年,广州市检察院查处了广州市民政局领导干部腐败系列窝案14人,其中原局长李治臻因受贿被判刑13年,副局长许千里因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数罪并罚被判刑14年。

7 东莞市交通局虎门分局原局长黄平等24人系列职务犯罪案

8 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原局长林金满受贿案

林金满原是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局长、小榄镇副镇长。他利用担任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受贿人民币83.7万元,港币22万元,美元2000元;2012年12月被中山第一法院判刑8年。

9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受贿、挪用公款案

郑年胜在担任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1亿元,并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900万元。在担任顺德区陈村镇镇长期间,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1200万元;在担任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佛山名镇功能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利用其分管禅城区名镇项目工作的便利,收受刘某某贿送给的好处费人民币160万元。 2012年12月广东省高院终审以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处郑年胜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0 佛山市高明区公路局原局长谭文雄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

谭文雄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800余万元。以发放奖金的名义,私分国有资产共1167万元。因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金产罪,被佛山市中院判刑16年。

媒体:海南非法转基因种植2年前即被查出

转基因玉米、棉花等品种已经侵入中国最重要的育种基地——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威胁中国的种业安全。

3月30日,海南省农业厅公布,去年底,海南省农业厅组织有关单位对在三亚、陵水、乐东三个市县的南繁基地育种企业和单位进行转基因执法检查,查出有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其中玉米12个,棉花3个,均为科研试验田块。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海南相关管理部门及种业资深人士处获悉,海南此次查处非法转基因试验种植的有3家河南企业、1家辽宁企业、1家农业大学以及一家国字号企业。其中河南一家企业为漯河当地一家种业企业。另外7家单位具体是谁,当地农业部门不愿披露。

海南农业厅称:7家单位的9个试验作物已在属地农业执法人员监督下依法销毁,妥善处理,进行处罚。

3月31日,海南省农业科教处一位人士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电话采访称,还在查处过程中,会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处理。但也没有透露这次非法转基因实验企业名单。

海南南繁育种基地是中国最重要的育种基地,每年都有数十万份的育种材料聚集在这里,一旦转基因试验种植污染常规种子资源、周围环境,将会对国内农作物育种带来很大的危害。

多企业非法转基因育种

海南省农业厅称,2013年12月23日至27日,海南省农业厅组织省南繁植物检疫站、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人员对在三亚、陵水、乐东三个市县从事南繁工作的单位,开展了一次南繁农业转基因作物执法检查工作。

这次例行检查,执法检查组共抽查、检测作物样品107个,检测结果显示,有13家单位的15个样品呈转基因阳性,均为科研试验田块。其中玉米12个,棉花3个,主要分布在三亚市南滨农场、师部农场和乐东九所镇个别田块。

一种业资深人士表示:跟一些企业交流,企业说繁育之前不知情,不是故意的,当被检查出来后,有的企业已经将试验玉米烧掉,有的则是砍掉了。

本报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河南3家企业中,其中一家是漯河当地的种业企业,不过当地有好几家种业企业,难以确证。

对于已发现的非法转基因育种材料,海南农业厅称,其中,7家单位的9个试验作物已在属地农业执法人员监督下依法销毁,妥善处理,进行处罚。其余6家单位的6个涉嫌样品正在进一步检验检测核实中,一经核实确认将坚决依法销毁并进行处罚。

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内转基因农业品种试验育种、种植都有严格监管流程,处于全程监管过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私下进行转基因品种种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了解,国内转基因监管还规定,转基因实验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上报农业部,获得批准才能进行。转基因品种培育出来后需要经历实验室、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四个阶段。

而中间试验阶段,试验田则处于完全密封状态,周围有3米高的围墙以及2米宽的深沟,目的避免出现转基因品种逃逸污染周围环境。

尽管国家有严格法律法规规定,但是企业以及一些育种单位仍然铤而走险。目前,这些单位在试验田种植的玉米和棉花品种都转进了哪些基因,这些被转入的基因是来自国内研发出来的还是来自国外的,仍不明确。

被威胁的南繁育种基地

海南南繁育种基地是中国最核心的育种基地,但如今正时刻受到非法转基因育种污染威胁。

种业专家佟屏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次南繁基地查出转基因试验种植不是孤例,早在2012年海南省农业厅组织执法检查,就发现有不少单位和企业违法私自试验种植转基因玉米等品种材料。当时农业部对相关企业和单位进行了处理,但是没有公开。

此后,今年3月中旬,海南省农业厅再次组织省南繁植物检疫站、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人员对三亚、乐东县、陵水县等市县开展南繁转基因执法抽查大行动,不过,目前,这次执法检查结果尚未公布。

佟屏亚告诉记者,南繁育种基地规模超过20多万亩,每年都有数十万份的材料聚集在这里。一旦转基因材料污染了常规材料,将会给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带来严重损失。未经过正规的转基因安全评价及鉴定的转基因材料进入育种程序后,就会以点扩面,使得越来越多的测试组合及衍生品系带有转基因成分。如此恶性循环,转基因材料将会在极短的时间里污染育种家宝贵的骨干材料,影响中国玉米育种和玉米生产安全。

2011年数据显示,海南南繁总面积20.12万亩,其中制种用地17.4万亩,科研用地2.7万亩,主要分布在三亚、乐东、陵水、临高、昌江、东方、儋州等7个市县。作物种类包括水稻、玉米、棉花等,其中水稻用地14.9万亩,玉米用地3.2万亩。

负责领导协调南繁育种基地的国家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称: 建国以来我国培育出5000多个农作物品种,80%都经过了南繁育种。南繁育种对全国种子改良和更新换代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销售、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种业界评价南繁基地为新品种选育的“加速器”;保障生产用种的“调节库”;天然种子质量的“鉴定室”;促进海南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佟屏亚表示,非法试验种植处于开放状态,就可以污染周围的常规育种品种,包括周围的环境,被污染的常规种子再大面积的在中国最核心的制种基地河西走廊制种种植,然后互相污染,理论上说,将污染中国玉米种业,这样一来就没有纯的玉米种子。

上述资深种业人士和佟屏亚都认为,对于违规企业和单位不应该罚款和内部通报了事,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管理法规,吊销违规企业的种子生产许可证,将违规企业踢出种业领域。

截至目前,农业部未作表态。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则通过微博“每日一呼”,要求农业部公开此次查处非法转基因试验的信息。

外媒称中石油纪检组长王立新被带走调查

王立新(资料图)

中国石油集团纪检组组长王立新据称被带走调查

据彭博报道,中国石油集团的两位官员透露,该公司纪检组组长王立新被相关部门带走。

据报道,中石油两位匿名官员透露,王立新自9月下旬就被带走调查,而中纪委没有回复寻求与王立新有关信息的电子邮件。拨打中石油驻北京发言人曲广学办公室电话也没有接听。

附:王立新简历:

中石油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中石油股份公司监事,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在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拥有逾40年的工作经验。

1998年2月-2000年2月,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0年2月-2002年12月,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02年12月-2004年11月,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

2004年11月-2007年3月,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胜利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2007年3月-2009年3月,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9年3月-2011年5月,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2011年5月-2011年10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

2011年10月-2012年2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12年2月-2014年5月,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

2014年5月至今,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广州高级私人会所仍接待官员 万庆良曾是常客

记者走访会所所在的白云山景区发现,会所整治风暴有所成效,但有商家称依然存在“私密消费”

[上述高级私人会所的经理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风声的确很紧,比如,上个星期还有纪检系统的工作人员来这里检查是否还有官员的身影。]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1日发布了一条与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有关的消息。

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后,广州市纪委立即对其涉足的私人会所进行摸查,关停了位于白云山风景区的聚芳园、云溪、唐韵(明珠楼)、品云轩。

白云山风景区是广州市唯一同时拥有“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两项荣誉的景区。过去多年,这里是一些政府机关单位经常光顾的地方。

为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广州市狠刹“会所中的歪风”,今年先后3次针对私人会所展开大规模清理整治。

昨日下午,《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来到白云山风景区实地走访时发现,这里依然有人光顾。

“现在偶尔还会有官员来这里,”一家高级私人会所的经理告诉本报记者,“如果你打算请官员来这里吃饭,会所一定能保证他们的私人信息不会被外界所知。”

中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处长方文碧表示,2013年以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工作很有成效,但个别官员仍然顶风违纪,挖空心思、变换方式地搞不正之风等问题依然存在。

只识私人会所,不食人间烟火

万庆良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特别是中央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通知下发以后,依旧多次出入私人会所,甚至在被组织调查的前几天,他还到会所里面大吃大喝。

中纪委6月27日宣布,万庆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此后,中央纪委通报,万庆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目前他已经被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也已经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关于万庆良,羊城流传着太多他的段子。其中一个在广州官场流传很广的段子是,2012年,广州开展“三打两建(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工作,万庆良到相关部门去了解打击欺行霸市工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刚刚打掉一伙以暴力手段非法控制沙县小吃店食材供货渠道的犯罪团伙。这时候,万庆良反问:“什么是沙县小吃?”这被下面的工作人员认为是他“不食人间烟火”的体现。有工作人员称,这是因为他常常光顾私人会所的缘故。

纪检白天检查,官员晚上吃饭

今年9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的第一条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到白云山等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禁止召开会议的区域范围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核心景区地域范围为准。

如今,白云山风景区的一些高级酒楼已经“转为面向大众服务经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聚芳园附近的一家高级酒楼采访时得知,以前这里专门用于招待政府机关的官员,但现在“来到我们这里的,就是我们的客人”。该酒店的一位经理对本报记者说:“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现在,这里最特殊的就是风景好。”

聚芳园深藏在白云山风景区的麓湖公园之中。这里绿草如茵,风景如画,时有市民在此垂钓,整个公园安静得只有鸟的叫声,以及开进开出酒楼和私人会所的高级轿车的压路声。

中央八项规定和万庆良案对广州的酒楼和高级私人会所的影响非常明显。“万庆良出事后对我们影响很大。”广州越秀公园某会所一位老板对本报记者说,“广东省政府已经多次下令,当地官员不能来这样的地方消费。”

“近期生意不好,我的一些做高级私人会所的朋友的生意更差。”该老板说,“我这个会所不算太高级,一般人也都可以消费,在广州,更高级的多了去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高级私人会所都不再有官员的身影了。

上述高级私人会所的经理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风声的确很紧,比如,上个星期还有纪检系统的工作人员来这里检查是否还有官员的身影。但她说,这里目前是聚芳园附近能够为顾客做最好保密的地方。“他们(纪检系统工作人员)是白天来,晚上不会来的。”

“我打算请一些官员来吃饭。”记者用一位消费者的身份问这位经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些可供身份较高的官员来吃饭的包厢。”

“有的。”她说,“但是3个最好的包厢都已经被预订了。”

“也是请官员吃饭的吗?”记者问。

她笑道:“差不多吧。”

18大后公安系统23名官员落马 含2名省部级

李东生和武长顺

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刮”向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安系统共有23名官员落马,包括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县处级的公安局长。落马的原因主要包括受贿、徇私枉法、包养情人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其中,落马官员中,县处级公安局长及副职占比最大,达10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公安部门是各政府部门中重要的实权部门,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应加大社会对公安系统工作的监督,同时应加强检察院对公安局的法律监督,以达到惩治腐败的目的。

落马官员级别

落马官员中有两名省部级

2012年11月27日,广东英德市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纪委立案,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公安系统官员。此后调查中,办案人员发现郑北泉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违规经商等多个问题,最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内,我国公安系统共有23名官员落马。

从级别上看,23名官员分布非常广泛,涉及公安部、各省市公安局、各地级市公安局长以及各省市公安单警种内的官员。

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李东生落马前为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正部级)。

2013年12月,李东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随后,其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职务被免。今年6月30日,李东生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经查,李东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7月14日,最高检依法对李东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十八大以来公安系统落马的两位省部级高官中,另一位是武长顺。今年7月20日,中纪委宣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7月24日,据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正在按程序办理。

根据武长顺的履历,他从1970年开始从警,到落马时从警44年,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也有10多年时间。

落马官员构成

落马官员中县处级近一半

地方公安局长或副职5人

记者注意到,在公安系统落马的官员中,地方公安局长及副职占比较大。23名落马官员中,有5个是地方公安局局长或副职。

2012年12月,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决定免去李亚力太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停止其担任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并对其调查。随后,山西省纪委决定给予李亚力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其职务。

据媒体报道,李亚力的落马与其子密切相关。当时,网上传出李亚力之子李正源涉嫌醉驾殴打执法交警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受贿案已宣判。何靖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单警种落马官员有6人

在各省市公安单警种官员落马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共有6人落马,分别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原局长宋建国,深圳市公安局政治部原副主任、警校校长崔占君,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原政委马伟灵,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原政委邹文强,四川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原副总队长李荣飚,广东省清远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原局长凌子群。

其中,今年5月27日,北京市纪委通报称,宋建国收受巨额贿赂,经市纪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县处级局长及副职10人

县处级公安局长及副职,在十八大后公安系统落马官员中占比最大,在23名公安系统落马官员中,有10个县处级公安局长及副职。

官员地域分布

23人落马广东占一半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在23名公安系统落马官员中,在地域分布方面,广东占了一半,公安系统共有11个官员落马;江苏3人;湖北2人;北京、天津、四川、山西、陕西、新疆各1人。

广东落马的官员较多,与广东查处的广东东莞南城公安分局腐败窝案、广东英德市公安局腐败窝案有关。在东莞南城公安分局腐败窝案中,东莞南城公安分局原局长魏向民和原副局长孔逸鸿双双落马。而在英德市公安局腐败窝案,该局原局长、原政委和一名原副局长3人集体落马。

落马原因盘点

近半落马官员涉嫌受贿

从已经公开的落马原因看,公安系统23名落马官员,主要涉嫌受贿、徇私枉法、包养情人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其中,受贿最为常见。

根据已经公开的报道,公安系统23名落马官员中,李东生、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何靖、郑北泉均涉嫌受贿,占落马官员近一半。其中,李东生、宋建国、朱应忠、郑北泉均被指收受巨额贿赂。

同时,渎职也是较为常见的违纪行为。马伟灵、王昌平、郑北泉涉嫌徇私枉法,李亚力涉嫌滥用职权。

作风出问题是当今官员腐败的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公安系统也不例外。在纪检部门的通报中,广东英德市公安局原政委朱应忠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构成通奸;新疆乌苏市公安局原局长齐放涉嫌包养一对姐妹并安排二人进公安局工作;郑北泉涉嫌违规经商;胡文雄涉嫌借女儿婚宴敛财。

此外,个别公安系统官员知法犯法。凌子群就是因参与网络赌博,被当地纪委处理。

专家观点

应加大对公安系统工作监督

对于公安系统的官员腐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这与十八大以来我国强力反腐的大背景有关。

公安系统作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执法机关,是各政府部门中重要的实权部门,容易出现腐败问题。如果监督机制执行不到位,公安系统的腐败会对我国政法机关的形象带来严重影响。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从落马官员特点看,基层的公安局长落马较多,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因为基层公安直接接触的是公众,如果基层公安系统的作风出问题,对整个公安系统的公信力会有很大的损伤。

李成言表示,防止公安系统的腐败,首先要加强监督,加强现有监督体系更有实效的执行,通过加大惩戒措施来达到防腐效果。

另外,要充分发动公众和媒体对公安系统的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加强检察院对公安局的法律监督,以达到惩治腐败的目的。

1.7万亿彩票资金去向:部分用于盖楼买游艇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题:地方发行费10年涨7倍多,公益金一半在“睡大觉”?——追问1.7万亿元彩票资金去向

近日,审计署针对彩票资金展开大范围审计。官方数据显示,我国启动彩票事业20多年来,发行规模已累计达1.7万亿元。作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福利事业、体育事业发展筹集的“公益钱”,有明确用途规定——通常彩票销售额的15%用作发行费,35%用作公益金,50%留作奖金池。

彩票资金是以抽签有奖方式筹集的社会公益金,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对彩票的发行费和公益金,各地在使用中存在巨大差异,标准、去向均模糊不清。一方面,发行费标准多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有大量公益资金趴在地方政府账上“睡大觉”,还有部分公益资金被用于盖大楼、买游艇、补亏空。

彩票“发行费”:10年上涨逾7倍,操作空间不小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14日,中国福利彩票自1987年创立以来累计销量达1万多亿元。记者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我国体育彩票发行20周年,累计发行规模已达7000多亿元。按去年超过3000亿元的销售量,相当于每名中国人一年平均要花200多元购买彩票。

据介绍,彩票发行费应用于投注站返点、耗材采购及宣传营销、人员费用等。对具体如何使用,各地彩票管理机构有一定自主权。“随着基础设备购买基本完成,以及网络电子化彩票普及,近年来,彩票发行的后续投入实际在相对降低。”长期研究彩票资金的上海师范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李刚介绍。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随着彩票销量迅速增加,按规定应占彩票资金15%的发行费也随之大幅增长。不仅“标准随规模降低”的政策要求难以落实,使用中还存在“操作空间”:

——标准常年不降,催生高价发行。我国彩票管理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明确提出:随着彩票发行规模扩大和品种增加,可降低彩票发行费比例。但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这一要求没有强制性,多数彩票品种的发行费标准十余年没有调整,成了“粗线条”约束。

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宣传部负责人陶怡心介绍,10年前,当地福利彩票销量五六亿元,现在已达100多亿元。记者按不同彩票的发行费率标准计算得出,仅2013年,该省的福利彩票发行费就达近18亿元。财政部数据进一步显示,2013年全国销售彩票3093亿元,而在2004年还不到400亿元。据专家测算,2002年后,主要彩票品种发行费率基本保持在13%至15%左右,10年来发行费上升了逾7倍。

——采购寻租腐败现象频发。一家上市印刷企业的负责人透露,目前每张彩票的背后均印有广告、玩法等图文,需要外包企业印刷。“多数省份均由一两家公司长期承印,通过何种渠道获得业务不得而知。”鲜为人知的是,薄薄一张张彩票的印刷、供纸业务也“利润惊人”。

以彩票印刷类上市公司鸿博股份为例,2013年其主营业务收入约7.11亿元,其中印刷业务的毛利率高达34%。审计机关还曾查明,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印制处原处长刘峰等人在采购彩票专用热敏纸期间,人为增加环节,转手高价采购,致使国家彩票发行费流失2341万元。

——乱花钱,甚至“有钱花不掉”。被控贪污4744万元的青岛市福彩发行中心原主任王增先在任时,曾斥2000万元公款,购买当时国内最顶级的豪华游艇。记者获得的广东省政府采购中心招标文件显示,2013年11月起,广东省一家彩票管理中心采购啤酒期间,还公告降低招标要求,广州南沙区某食品店的一次中标金额就达98.895万元。

盖政府大楼补办公亏空一半彩票公益金“睡大觉”

“彩票的本质是通过政府特殊事业向社会募集公益基金,最终目的不是经营牟利,更不是赌博娱乐,而是通过人们买彩票补充公益开支的不足。”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福彩、体彩两大类彩票成立20多年来,我国已筹集公益金3100多亿元和2000多亿元。这些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金去哪儿了?

记者了解到,按照规定,彩票中心按35%等比例上缴公益金后,怎么花就是政府主管机构的事。以福利彩票为例,公益金有一半上缴中央财政,一半留在地方。上缴中央部分按60%、30%、5%、5%的比例,分配至社保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留在地方的,也规定须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5类公益事业。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公益金却使用效率低下,或在“睡大觉”或沦为“小金库”:

——“趴在账上睡大觉”。截至2012年末,山东省体育部门有4.25亿元体彩公益金未使用,其中4个市、34个县未使用体彩公益金占当年拨入金额一半以上;截至2010年2月,上海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累计结余6418万元,占筹集公益资金总额过八成。

业内人士表示,在留存地方的公益金中,一半“趴在账上睡大觉”是普遍现象。江苏某地级市财政部门负责人表示,尽管当地明确彩票资金可用于补充社保基金,但实际“从来没见过这笔钱真正用”。“究其原因,怎么分这笔钱成了部门的权力,甚至能不花就不花。”

浙江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留存资金往往是要“攒着做大项目”。一些彩票基层工作人员坦言,其中不乏政绩观念作祟。比如,优先安排本部门专项资金,或为“以备不时之需”而沉淀。

——盖大楼建出租房。即便是打着公益“旗号”,资金也屡屡被挪用。上海市审计局报告显示,2009年该市用于体育场馆改造公益金共1643万元,但有543万元实际用在场馆办公房改造及出租房屋修缮、办公设备购置,超规定范围的支出占总支出近三成。

事实上,本应用于公益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被民政、体育等主管部门拿来建楼、买车的现象十分普遍。根据湖北省审计厅公告,鄂州市民政局曾挪用38.8万元公益金用于办公楼建设;还有13个市州、28个县体育局挤占挪用公益金约178万元。

——用作办公经费。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彩票公益金按规定不得用于平衡财政一般预算,但目前彩票管理制度设计上有明显的部门色彩,变成“哪个部门卖彩票,哪个部门获利益”。部门经费不足,就用公益金补充。例如,湖北松滋市民政局曾挪用13万元彩票公益金用于机关经费,荆门市民政局则挪用39.8万元支付工资。

加快改革避免公益金成“小金库”

事实上,早在2001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彩票管理的通知》中,就指出存在彩票发行费用比例过高,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范围过于狭窄等问题。同时明确“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公益金”的改革方向。

记者采访了解到,“经手环节多”“觊觎部门多”“个人权力大”,均是基层反映强烈的彩票资金管理突出问题,各级公益金收入屡屡远大于当年支出。专家认为,这一低效率现状实际违背了设立彩票事业的初衷。

近年来,国家体彩中心及陕西、青岛等地彩票中心的多位负责人先后落马。“在公共资金的投入使用中,要减少审批环节,加快资金利用效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俏说。一些专家建议,可将公益金过渡为博彩税,财政统筹专用避免截留。

施正文建议,还要加快机构市场化、管办分离改革,使彩票事业与行政部门脱钩。据了解,在彩票的发行管理中,“一把手亦官亦商,掌控数亿资金”是导致资金管理失灵的重要原因。随着销量快速提升,彩票管理机构既是事业单位、又是经营机构的矛盾正在凸显。

专家建议,改革中可专门针对彩票事业立法,并成立脱离部门的监管委员会依法监督;资金的分配上也要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保证专项足额使用,避免形成部门结余。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彩票资金需要提高绩效。“如果监督制度太宽泛或存在缺陷,就会出现挪用资金等问题,甚至使这一公益行业沦为腐败的高发区。”

江西落马高官陈安众在监狱供出一连串女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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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江南煤都“萍乡,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

【特别报道】江西萍乡:两任落马市委书记的拍案惊奇

江西省萍乡市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刻。这座曾经的“江南煤都”因“塌方式腐败”而陷于焦灼之中。

2014年9月,时任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同月,早已落马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萍乡市委原书记陈安众,涉嫌受贿罪,由安徽省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逮捕。

除陈卫民、陈安众外,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萍乡还有多名主要官员落马——时任萍乡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家群、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以及已经退休的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当地多名企业家也相继被带走调查。

多位主要官员的落马带给萍乡官场的震荡可想而知。究竟会查到什么程度?牵出多少官员?“不少干部都很紧张,担心会被牵扯到。”萍乡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劝慰这些官员说,如果自己认为有问题的就向组织讲清楚,如果自己认为没问题的那就大胆地去做事。

然而,能认为自己一定没问题,大胆去做事的官员会有多少呢?

陈卫民:以情妇养情妇的贪腐模式

陈卫民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感。

据权威信息源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早在2014年3月,一位与陈卫民关系密切的江西官场公共情妇已经被控制起来,据悉,这位公共情妇与江西官场的多位厅级干部存在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这位公共情妇被控制之后,陈卫民几乎是“在劫难逃”。

“在那之后,陈卫民一直在试探上级领导的底线,经常往北京跑。他还申请了出国考察,据悉,为免打草惊蛇,省领导也批准同意了。但另一边,调查的进度则在加快,必须在他出国之前让他进去。”一位熟悉江西政情的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也是加速陈卫民落马的原因。

据该人士讲述,被抓当天,陈卫民原计划从长沙飞北京,但那天上午他接到了省委组织部的通知,找他商量干部调整的事情,他改签了飞机。再之后,他没有准时上飞机,下属打他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后来经过私人关系打探到消息,“已经进去,再出不来了”。

以情妇养情妇,卖官再买官

多年来,对陈卫民的举报一直不断。其中,就有来自他长期包养的情妇的举报。

据可靠信息源透露,陈卫民有多位情妇,两个私生子。在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之后,陈卫民顾及影响,担心出事,于是下决心与一位长期包养的情妇分手。但对方提出要1000万元的分手费,陈卫民给了400万,情妇于是将陈举报到纪委,陈为息事宁人,最后只能满足情妇要求。

这笔钱是当地企业家出的。据媒体公开报道,与陈卫民交往密切的江西大富集团董事长何春明,在陈卫民被抓之后已经由江西省纪委移送南昌当地检察机关,以涉嫌行贿罪立案侦查。经初查发现,何春明为感谢时任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在大富汽车工程学校减免土地滞纳金上打招呼、在入股萍乡市公路局下属公司打招呼、在开办小额贷款公司上打招呼等,分多次送给陈卫民巨额人民币现金。

“陈卫民一进去,全部坦白了。仅仅两天时间,所有的事情全部交代。”据权威信息源透露,进去不到5分钟时间,他便交代了向今年6月被宣布落马的江西省委原主要领导行贿100万的事情。

“相比较而言,他送的100万并不算多,也因此,在该江西省委原主要领导任期内,经历了好几次地市书记的调整提拔,都没他的份儿。”萍乡当地的一位商界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哪来那么多钱呢?提拔需要花钱,养那么多女人和孩子,需要花更多的钱。”

权力和情色欲望驱使陈卫民需与老板们来往密切。

这位商界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不止一次接到过陈卫民的电话,要求自己给他介绍的老板安排生意。“一年后,同一个生意,他又介绍了另一个老板来做。一个事介绍了两个人来做,我跟他说,这不行的,如果出了问题我不管。他说,不用你管,你照办就好了。”

据接近江西省纪检系统的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陈卫民坦白了与多位情妇之间,既有权色交易,也有权钱交易。他既有长期固定包养的情妇,也有以掮客身份存在的情妇,并形成了“以情妇养情妇”的贪腐模式。“作为掮客的情妇,事先与陈卫民约定分成条件,后进行权色交易,帮老板们换取项目,收取佣金或提成,再按约定比例分给陈卫民。陈卫民再用这些钱去包养年轻的女孩子。”他叹息了一声,“这样的行为极其丑陋。”

陈卫民的另一个重要的贿金来源是,萍乡干部们的红包。“过年过节,县里的干部都要送个两三万。国有企业以及央企驻萍乡的机构也要送,但送的要少一些。”上述商界人士介绍说,这只是礼节性的,若要“买官”则需要更多。

他在萍乡官场有两张面孔

未出事之前,陈卫民的这一面是深深隐藏的,以至于当陈卫民在萍乡市委书记任上被宣布接受调查后,萍乡政界许多人感到震惊。

陈卫民在当地部分官员的印象中,“厚道、老实”。萍乡市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我很吃惊,居然他还会出事”。他的一位官员朋友告诉他说,陈卫民在萍乡当领导这么多年,从没因为项目或经济问题向他张过嘴或为谁打过招呼。“我的朋友曾多次陪陈出差。陈是一个比较时尚前卫的人,他顶多给陈买一两个包包,请陈的同学朋友吃个饭,送点茶叶。按理说,在陈那个位置上,要向他开口也很方便的,但从来没有。”

一些与陈卫民打过交道的官员称,陈卫民给他们的印象是在工作中“低调、极具亲和力,没有架子,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

但在上述商界人士看来,陈卫民的人格中有很强的两面性,“伪善。当着你的面笑眯眯,可一转身,就跟人说你很讨厌。说一套做一套,讲话也都是空话套话,不听还好,听了还来气。”他说,“他有事情打来电话,一张嘴就是骂娘的脏话。”

而上述熟悉政情的人士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最近几年,关于陈卫民一些私德的议论已经在官场流传,“都说他喜欢跟女孩子玩。”

最终,他也倒在了情妇的举报上。

陈安众:“为情妇打工”的市委书记

在萍乡历任市委书记中,陈卫民的口碑不是最差的。之前落马的陈安众,在其私德领域刷新了公众对官员生活腐化堕落的想象。

据接近江西省纪检系统的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监狱里,陈安众坦白了他所有的罪行,供出了一连串女干部的名字,还写了长长的悔过书。

作为从湖南跨省交流至江西的干部,陈安众先后担任湖南衡阳、江西景德镇两市市长,萍乡和九江市委书记,并于2008年升为副省级干部,先后出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政法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

中纪委发布公告称,陈安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其中,“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直指其生活作风。有媒体报道称,按照中纪委工作人员的表述,官员“道德败坏”主要是指与其他人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有3个及3个以上情妇(夫)。

“烟、酒、嫖、赌、毒”五毒俱全

官方虽未公开陈安众“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具体内容,但据萍乡市多个信息源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与陈安众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女人“多到数不过来”。

而在整个江西官场,陈安众也因“烟、酒、嫖、赌、毒”五毒俱全而出名。

陈安众的一位下属形容他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大吃大喝大玩,不晓得吃掉公家多少钱。”据其介绍,他曾经多次与陈安众一起出差,“陪他请客,随便吃个夜宵都要吃掉两万块”;通常一个晚上,陪着陈安众从吃晚饭到唱歌跳舞再到吃夜宵,至少得花掉七八万。“每天玩到一两点,在吃喝玩乐上花钱,他眼睛都不眨一下。”

跟在陈安众后面买单的下属常常很头疼,“一顿饭吃个几万,发票都很难处理,只能作假。”

陈安众好酒,而且酒量相当好。陈安众的这位下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晚饭的时候喝半斤八两,之后第二场来到歌舞厅,又半斤八两地喝,没几个顶得住他。”

陈安众的很多下属都见过这样一个场面:陈在酒桌上喝多了,当场醉得吐了,他们劝他别喝了。“他说,‘别急,给我5分钟’,休息5分钟后,他又回到酒桌上,像重新换了一个人又继续喝。”

“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这是萍乡官场流传的关于陈安众的段子。在他出事之后,这个段子扩容为“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体重、一斤八两的酒量,(喜欢)十八岁的姑娘。”

据悉,在萍乡市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陈安众甚至把宾馆作为办公场所,花天酒地、莺歌燕舞。

“他太随便、太爱玩了,每天玩到一两点,在个人生活作风上,他几乎没有底线。你如果送一个女孩子给他,他会觉得很正常。”萍乡当地一名企业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陈安众的私生活一度到了相当荒唐和淫乱的地步。他喜欢唱歌、跳舞和嫖娼,他会到澳门去赌博,甚至还会吸毒。“在歌舞厅,喝多了酒,吸了毒,找一帮女孩子来嫖娼。”

这一说法,从江西省一位高级别官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声色犬马的官场风气

据了解,在陈安众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官员也都把心思放在了吃喝玩乐上,萍乡市官场一度玩风日盛。

江西省某城市的一位官员曾到萍乡出差,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当时,萍乡干部男女问题的公开化让他震惊,“他们安排吃饭,党员干部就这么把情妇带来,还不止带一个,他们都习以为常,其他地方的官员即使有的话也会遮遮掩掩。但在萍乡,他们不觉得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萍乡当地的一位企业家印证了这一说法,“甚至,一些领导干部如果出去吃饭没有带女孩子,都会觉得没面子。”

据悉,萍乡市的酒店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在陈安众主政萍乡期间很快繁荣起来,夜总会、歌舞厅,按摩、足浴场所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据媒体报道称,陈安众曾在一次全市干部大会上痛批多次打击萍乡娱乐场所的公安部门说,“你们搞搞搞,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现在全国都在招商引资,那些台商、浙商来到萍乡,咱连个像样的接待都做不到,怎么能行?”

有当地官员指责说,夜夜笙歌,是陈安众生活的常态,也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耗费了他大部分的精力。

“晚上玩到半夜一两点,白天我们向他汇报工作,他坐在那里听,没几分钟,就听到他的打鼾声,你一停下来,他马上说:‘你继续讲啊。’厉害的是,他打鼾的时候居然知道你在讲什么,一二三说得清清楚楚。”陈安众曾经的一位下属说。

晚上吃过夜宵,下面的官员常常得陪着打牌,抓完牌,他睡着了。“我们对他说,书记该你出牌了。他马上回过神来出牌,而且绝对不会出错。”这位下属陪同陈安众下基层去调研,“一上车,他立马睡着。哪怕是只有10分钟的路程,他都能随时睡着。”

从2001年至2006年,陈安众在萍乡主政长达5年时间。在萍乡的政商两界看来,陈安众不仅个人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还将整个萍乡官场的风气带坏了,这被认为是后来导致萍乡“塌方式”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很少收钱,

基本上是为情妇打工”

据接近江西省纪检系统的一位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陈安众进去之后交代得很彻底。

这位知情人士称,陈安众涉嫌贪腐的金额或达五六百万,其中,有一项是接受性贿赂。“一位老板为其找小姐,花了20万。然后,他为老板办事。”

萍乡市政商两界多位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称,在金钱问题上,教师出身的陈安众仍保有文人的清高,若非十分亲密、可靠的人送的钱,他一般不收。“他很慎重,自己很少拿钱,一般人送给他钱,他都不会要。”陈安众曾经的一名下属说。

萍乡的一位企业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去给陈安众送钱,被陈拒绝了,但在他离开之前,陈对他说了这么一句,“如果我哪天调走了,你送个一两万块钱我会要的。”而他的一位朋友有一次饭后往陈安众的包里偷偷塞了5万块,“陈安众打开一看,是钱,不要,让他赶紧处理掉。”

与此相反,陈安众却很喜欢让老板们照顾他的情妇们物质上的需求。

萍乡市政商两界的多位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陈安众会直接带着女人公开亮相,共同出席饭局和聚会。他会指着他带出来的某位情妇对有求于他的老板说,“你的宝马车不错,给这个女孩子也买一辆。”

又或者,在给老板帮忙之后,老板要送给他钱,他不要,但他会指着他带出来的某位情妇跟老板说,“像这样的女孩子需要扶贫,你给她买套房子吧。”

陈安众对情妇的豪爽在萍乡官场几乎人尽皆知。“他自己拿的钱很少,大多给了他的情妇,基本上是为情妇打工。”

在陈安众出事后,萍乡官场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受原来的秘书所牵连。他的秘书“下海”后,专注于萍乡的土地和工程项目,“背着陈安众做了很多事。”在陈安众出事之前,他的秘书已经被控制。另一种说法是,陈安众主政萍乡期间,他的身边环绕着许多湖南籍商人,这些或是他的同学、朋友和老乡,打着他的旗号在当地承揽工程、竞标土地。

萍乡残局

9月15日,在陈卫民被宣布落马的当天,萍乡市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江西省委决定:刘卫平被任命为萍乡市委书记。

从江西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兼预防腐败局局长任上调过来的刘卫平,可谓临危受命。从其履历看,刘卫平长时间在纪检系统任职,反腐败经验相当丰富。在当地官员看来,江西省委的意图十分明显,希望以刘卫平在纪检系统的丰富经验彻底整顿萍乡官场的陋习和风气。

参加9月15日萍乡市领导干部会议的一位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刘卫平表示,等这些案子都查清之后,再综合分析其根源。

目前为止,萍乡市纪委已有不少动作,例如,为扭转干部作风,就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违规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嫁娶喜庆事宜等方面出台了“24个不准”的禁令,“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这是毫不食言的”。

然而,长期的积弊很难在短时间内根本扭转。

据介绍,萍乡干部的人事调整目前已被暂时叫停。12月12日,江西省委常委会通过了一拨人士任免公示,其中涉及多市干部的调整,但其中没有出现萍乡的干部。由于陈安众、陈卫民、贺维林等贪腐案的调查尚未结束,这些人都曾深耕萍乡官场多年,其中关系盘根错节,“大局未定的情况下,干部调整一个都动不了。”

2014年,萍乡市的经济持续下滑。前三季度,萍乡GDP增长8.4%,位列全省末位。当地官员称,企业家“抓了一批,跑了一批,偃旗息鼓一批”。如何在整顿官场之余,挽救经济的颓势,将成为刘卫平的另一大考验。

有“江南煤都”之称的萍乡地处湘赣边界,辖两区三县。因煤立市,因煤兴市,以1898年安源煤矿的开办为标志,萍乡的煤炭工业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围绕煤炭的开发逐步形成了煤炭采选、矿山机械、冶金、建材、陶瓷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萍乡的经济、财政亦全赖于此。

在煤炭业的鼎盛时期,当地的小煤窑被称为“钱袋子”项目。据萍乡当地的政商人士回忆,当地主管煤炭的官员们直接从项目里分钱,“就像拿自己家的钱一样,几百万上千万地拿走。”

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地下大规模开采,萍乡的煤炭资源已进入枯竭期。2008年3月,萍乡被列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萍乡也进入了艰难的转型期。

萍乡市一位主管经济的官员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看来,转型成效并不明显,而且,这些年,萍乡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江西的其他地市。这次风波加剧了萍乡的落后。”

“为什么会落后呢?完全在于解放思想不够。”他举例,萍乡的上栗县与毗邻的湖南浏阳原本同是鞭炮烟花之乡,但过去的这些年,每到两会期间,就被要求关停转产,而浏阳不关不转,如今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鞭炮之乡,上栗早已难望其项背。“浏阳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它一个县级市的GDP,快赶上整个萍乡市了,而它就在我们边上。”

作为赣西的一个边缘小城,萍乡人自觉在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被长期边缘化。

江西省近年提出了“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大概囊括了江西省这些年着力发展的重点区域,而由于地缘劣势,萍乡在其中几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亦游离于江西省获得的两大国家级战略性区域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及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之外。

萍乡人因此抱怨,他们长期得不到政策的眷顾。

毗邻的长株潭大城市群经济一体化让萍乡人心生向往。由于地缘上的相近,自觉与赣文化格格不入的萍乡人对湘文化的认同感更强,他们曾试图努力跻身于长株潭综改试验区,但囿于行政区域的禁锢,亦无法融入其中。

外媒:中国成全球最大拐卖儿童市场

澳大利亚新闻网12月27日文章,原题:在中国痛苦和孤独地寻找失散的孩子6年来,张秀红(音)夫妇已找遍全中国,希望能从每年都在吞噬成千上万个孩子的拐卖人口犯罪中救出自己的女儿。但张和其他有类似遭遇的父母意识到,必须在两个“前线”作战。首先要与庞大隐秘的人口贩卖网络作斗争。此外,由于通常对警方搜救孩子的努力感到不满,他们还要与有关部门协商以便(有组织地)自己寻找孩子。

据报道,随着中国每年约7万儿童因非法领养、强迫劳动等而遭拐卖,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拐卖儿童市场。相比之下,美国每年仅有约100名儿童被拐卖。美国国务院在年度相关报告中称,中国“尚未全面遵守根除贩卖人口行为的最低标准。”但中国有关部门已尽力展示正在解决问题,这包括2009年开展打击人口拐卖犯罪的专项行动。该行动已摧毁1.1万多个犯罪团伙,解救5.4万余名被拐儿童。

即便中国已强化打击人口拐卖的法律并提高公众意识,许多父母表示他们仍主要依靠自己艰难地搜寻失散孩子。2007年失散5岁儿子的肖朝华(音)说,他们恳求官方电视台播放孩子的姓名和照片,却经常遭到拒绝。

国际 “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首席代表毕雅说,尽管中国警方通常更乐意帮助某些家庭,也经常不告诉对方他们在做什么,“父母们感到没有音信,只好自己采取行动……我们已看到警方切实付出努力改善这种状况,希望一切会变得更好。”

公安部等四部门发通知:重拳打击欠薪犯罪

人社部公布首批十个典型欠薪案例

《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07日02 版)

春节临近,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进入易发、高发期。为严厉打击恶意欠薪行为,人社部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衔接工作的通知》。《通知》对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将起到哪些作用?人社部邱小平副部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邱小平表示,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坚决克服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现象,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为了进一步完善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移送标准和程序,更加有力有效打击欠薪逃匿等违法犯罪行为,人社部等部门共同进行了专题调研,制定下发了这个《通知》。

邱小平说,《通知》主要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解决证据获取的问题。在以往查处相关案件中,如果企业主欠薪逃匿,由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很难获得,影响了案件的移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知》规定,由于行为人逃匿导致工资账册等证据材料无法调取或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等相关证据材料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对劳动者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同时应积极收集可证明劳动用工、欠薪数额等事实的相关证据,依据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认定事实。同时,《通知》规定“调查询问过程一般要录音录像”,以有利于公安机关受理立案后开展侦查工作,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

其次,解决行为人“逃而不匿”的问题。各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执法中,经常会遇到欠薪的企业主“逃而不匿”的情况,即虽然可以通过手机等通讯方式联系上企业主,但他既不出面配合调查,也不偿还拖欠的劳动报酬。对于这种情形能否算作逃匿,办案人员往往有不同的理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知》明确规定,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指定的时间内未到指定的地点配合解决问题或明确表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可视为以逃匿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再次,明确向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下达责令支付文书的情形。司法解释规定,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者个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达到数额较大,经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对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办案过程中,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责令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支付劳动报酬缺少明确规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知》规定,对于企业有充足证据证明已向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支付了劳动者全部的劳动报酬,该单位或个人仍未向劳动者支付的,应向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或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要求企业监督该单位或个人向劳动者发放到位。

山东高速成"收费王" 十年净利润超百亿

去年年底以来,山东省政府作出“15条还贷公路到期后继续收费”的决定,开启了一场论战。

反对的声音认为,上述决定有乱收费之嫌。山东省政府则说,事出有因—2013年,山东省内政府还贷公路亏损了138亿元。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是一家经营山东省内部分高速公路的上市公司。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过去10年间,山东高速的净利润总额累计达到137亿元;50%以上的毛利率,也远超公司内部的其他板块。

近年来,包括审计署、央视等,对山东高速部分路段“超期收费”等问题提出过批评。山东高速则以“上市公司需要考虑股东利益”回复。

收费总里程居首

上市十余年后,山东高速已经发展成为A股市场上的“收费公路王”。

半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山东高速拥有济青高速、济南黄河大桥等“九路四桥”的经营管理权。此前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山东高速运营管理的收费公路总里程达1875公里,“居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首位”。

在财务指标方面,山东高速业绩同样傲人。2014年前三季度,山东高速实现营业收入52.6亿元、净利润17.2亿元。这两项指标均处于同比上升的态势。

飘红的业绩走向,对山东高速来说,习以为常。过去10年间,除2009年、2012年,其余8年中,山东高速的净利润均处于上涨通道。

并且,无论外部经济环境如何变化,山东高速稳赚不赔,从未出现过亏损。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过去10年里,山东高速累计获得净利润137.05亿元。

在此其中,占营收比重9成以上的通行费收入,贡献最大。这项“坐地收钱”的生意,以高毛利率著称。2011年至2013年间,山东高速通行费收入的毛利率,分别达到52.46%、63.63%以及65.24%。

近期,在密集的、关于高速公路收费争议的报道中,多把高速公路的毛利率称作“堪比银行、奢侈品”。

员工年薪平均13万

除收费公路外,山东高速的另一项主业为房地产开发。2013年,房地产开发的毛利为7.95%。

山东高速的大股东为山东高速集团,后者持股比例达到71.21%。山东高速集团发布的债券募集说明书显示,2012年,集团内施工结算、铁路运输、商品销售等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20.19%、8.91%和8.64%。

坐拥高毛利主业的同时,山东高速还得到了来自财政方面的“馈赠”。大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曾表示,“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山东省政府在项目资源、财政补贴等方面,一直给予大力支持。”

根据历年年报,新京报记者统计发现,2009年至2013年间,山东高速共得到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超过3500万元。

去年12月,山东省政府曾表示,山东省内政府还贷公路,“一线收费员工月平均收入2000元左右”,“不存在有人质疑的暴利现象”。

作为上市公司,山东高速所经营的为“经营性公路”。2013年年报显示,当年,山东高速共有在职员工4527人,而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一项,金额约为6.02亿元。

据此折算,山东高速在职员工的平均薪酬,约为13万元。

“超期收费”被审计署、央视点名

“日进斗金”的同时,因为经营路段涉嫌超期收费等问题,山东高速长期受到各方的批评。

以济青高速为例,这条山东省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也是山东高速最稳定的“现金奶牛”。2013年,长318.3公里的济青高速,通行车辆逾3000万辆,赚得通行费收入25亿元。

年报显示,济青高速的收费期,自1999年开始,至2029年结束,期限长达30年。

2008年,审计署发布审计调查报告称,1993年建成通车的济青高速,“经测算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收费年限为12.65年,但批准的收费年限为30年,按2005年收费水平测算,将增加社会负担275亿元”。

山东高速旗下的济南黄河大桥,也被外界多次炮轰。年报显示,济南黄河大桥的经营期限为18年,于2017年底到期。

公开报道称,济南黄河大桥原为政府投资修建,自1985年就开始收费;后在1999年由山东高速获得了18年的收费权。2012年时,济南黄河大桥年通行费收入约4000万元。

2012年,中央电视台批评称,按照相关规定,济南黄河大桥早已超出收费期限,且其注入上市公司10年的收入,已经超出当初4000万投资额的10倍以上。

同样是在2012年,山东省泰安市一位人大代表,递交了“撤销泰曲路收费站的提案”。泰安市交通局在回复该提案时承认,收费站地处区县交界处,“给过往车辆带来了不便”。

泰曲路亦是山东高速的资产,收费期限为26年,至2015年底结束。

无论是审计署点名,还是央视的批评,均未让山东高速作出改变。

2013年,山东高速就“取消济南黄河大桥收费”回应称,“黄河大桥属上市公司资产,公司要考虑到全体股东利益,不是企业说免费就免费。”

在资本市场上,山东高速确实可以称作“重视股东利益”的楷模。2011年至2013年间,山东高速连续“出手大方”,进行派息。据统计,3年内,山东高速共分红20.78亿元。

2014年,山东高速宣布,对滨州籍车牌号的载客和载货机动车,免收滨州黄河大桥通行费。该桥也被多次抨击为“超期收费”。但免收滨州桥的通行费,并不是山东高速的“慷慨之举”—滨州市政府须拿出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来补偿山东高速的通行费损失。

10家房产子公司9家亏损

自2012年国务院下发“重大节日免收小客车通行费”的政策后,山东高速为此开始承受业绩压力。

《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2年,山东高速国庆期间免收通行费1.12亿元;2013年全年免收通行费1.6亿元。两年累计相加约2.72亿元,占到同期净利润的6%。

山东高速及其大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曾多次对免费政策的施行发表过看法。

去年5月,山东高速集团董事长,也是上市公司山东高速董事长孙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继山东省调低高速公路最低收费标准后,国家又实施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政策,由此,高速集团每年减少通行费5亿多元。

“原来一条高速公路12年左右基本收回投资,现在则需要22年左右,而高速公路收费期只有25年。”孙亮称,收费结束后,有的仅能够收回投资而无效益,有的连投资都收不回来导致亏损。

上述看法,也被山东高速集团的官网引用,成为论证“转型必要性”的论据。在山东高速2013年的年报里,也出现了“推进转型升级”的说法。

从公开资料来看,山东高速的转型方向主要是房地产和矿产。近年来,其先后斥巨资在山东省内的济南、烟台、青岛等地布局了地产项目。

此外,2012年,山东高速以1.25亿元收购了锡林浩特鲁地矿业公司60%的股权。后者主要开采锡矿、铜矿等。此后的2013年,在两名董事投出反对票的情况下,山东高速仍通过了进军矿业投资的决议。

大股东山东高速集团的转型方向,更是“五花八门”。根据梳理,山东高速集团持有着交通银行、京沪高铁、佳宝乳业、济南机场、关岛渔场等公司的股权。

至少根据上市公司的年报,在“坐地收钱”的道路收费主业以外,山东高速其他业务的投资经营,尚不尽如人意。

2013年的年报显示,山东高速参控股的10家涉房子公司中,仅有1家盈利了5028万元,另外9家均为亏损状态,累计亏损额超过1.6亿元。

与此同时,其旗下的两家矿业公司,亦合计亏损了578万元。